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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“把倭国这些事定下，百济的事也就大体稳定了，我走之前再和刘仁轨谈一次。”

  要想稳定局面，归根到底，还是人和钱粮。

  打仗打的就是钱粮。

  真正有地方治理经验的人，也会从这些本质方面入手。

  又安排了一些事务细节，苏大为的神思，不由想到大唐的税制上。

  大唐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。

  授田按户口，一个家庭的人数越多，分到的田地也就越多；同时授田是有年限的，一个男性农民从成丁十八岁那年从国家那里分到土地，到六十岁那年必须再把土地还给国家，只享有四十二年的使用权。

  农民耕种的田地分为两类，一类可以继承，叫永业田，另一类不能继承，叫口分田。

  耕地也可以出租，但是不准买卖和抵押。

  如果能严格按这种制度执行下去，大唐的土地兼并不会来得那样快。

  可惜，到李治朝中后期，这些制度逐渐废弛。

  现在苏大为在倭国和百济实行的土地制度，其实也是唐制。

  土地归属国家，国家分配田给农人种。

  按大唐租庸调制，四十税一。

  每八十亩口分田仅需要缴纳粟八十石。

  到年限或死亡后，土地回归国家，重进入分配。

  任何制度，到了中后期，被人钻空子或者废弛，都是必然的。

  不过苏大为也没想帮着倭人建立什么万世之法。

  他需要的，只是有这么一个稳定的后方，替自己源源不断提供钱粮和兵源。

  稳定就好。

  话说回来，其实这种农耕的生产力，爆兵能力其实是有限的。

  比如汉武帝时为了打匈奴，天下户口减半。

  也只有大唐比较奇葩，以远低于汉的人口，打下远迈两汉的广袤疆域，而且对国内的生产生活，还好像没什么影响。

  反而越打越强盛，打出个盛世帝国，令四方蛮夷来朝拜。

  现在苏大为自己有了掌握一国，从基础做起的经验，也稍稍能窥得一些门道。

  以大唐如今的疆域和战事，单以农业人口，是远远不足以支撑的。

  这一切，其实要归功到唐初。

  唐初太宗李世民实行的其实是以军事胜利掠夺财物，再以战争红利，反哺大唐的农业和民生。

  只不过这种掠夺方式，到了李治朝，已经越来越难持续了。

  打仗越来越变成一种花钱的无底洞，而不是赚钱的生意。

  早在大唐对土地的征服慢下来以前，唐朝府兵的待遇，已经直线下滑。

  府兵制越来越难维系了。

  摇摇头，将这一切抛开，苏大为最后向苏庆节和高大龙、周良道：“我这次回去，是陛下急召，但是陛下并没有别的旨意，所以像狮子你，暂时还得在都督府，如果想家了，有合适的人选接替，我再想办法帮你调回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