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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5节（第2页）

“这家剧院的每一个角落我都很熟悉，因为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。”阿莱目光幽幽，如同两根风中摇曳的烛火，“可以说，它是我唯一的家……”

我是个孤儿，我十岁之前的日子，都是在北京的育婴堂里度过的。

育婴堂是个旧称呼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福利院。那时候北京城里有很多家育婴堂，我待的那一家是一群加拿大的修女开办的，里面有一百多个孩子，都是像我这样从出生就被人抛弃了的。

现在人们对于那个时候的育婴堂其实有些误解，它们并不像历史教科书中写的那样可怕，修女嬷嬷们也并不是外人们想的那种恶魔。相反的是，她们对我们很好，食物短缺的时候，她们还会把剩下来的粮食让给我们。她们教我们学英文，读《圣经》，告诫我们对上帝祷告时要虔诚。

虽然我是被那群善良的嬷嬷养育大的，但我始终觉得那里不是我的家。家是什么？家是一个你虽然会被教训、被管束，但是每天黄昏日头落下时，你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回去的地方。可我只能在黄昏的时候，看着玩伴们一个个被大人们叫走，然后独自躺在护城河的河堤上，等太阳一点点落下去，黑夜一点点降临，只有流动的河水在跟我说话。

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我是个没有父母的孤儿。我当时只盼着有一天长大了，离开育婴堂，找到我自己该有的那个家。我对自己发誓，如果我真的有幸得到那个机会，我至死都要用自己的一切守护它！

不是所有育婴堂里的孩子都有那个机会的，因为很多人根本无法活到那一天。

没什么别的原因，那个年代的儿童死亡率本来就要比现在高很多。有些现在看来很普通的疾病，在那个时候却像死神一样可怕。整个北京城都缺医少药，更别提育婴堂里的孤儿了，就连嬷嬷们都会因为传染上伤寒而丧命。

每一年平安夜，所有的孩子们都会到教堂站好队伍，咏唱圣歌。可每一年，那个队伍中都会少几个孩子……

我倒是一直站在那支队伍的最前排，因为我从小就有一副很好的嗓子。

第一次在嬷嬷面前开口唱歌时，那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竟然流下泪来。一曲唱罢，她拥抱了我，说自己听到了天使的歌唱，这都是上帝的恩赐。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歌声为何打动了嬷嬷，只是对自己入选了唱诗班而感到高兴，因为那里偶尔会发一些糖果。对一个孩子来说，糖果的诱惑可比伟大的艺术要强烈多了。

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整个唱诗班中歌喉最好的一个，直到那一晚婉仪来到了我们之中。

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婉仪的存在，但我从没有跟她讲过话，也没有听她说过一句话。她比我小两岁，在我印象里，她的头发一直都是枯黄的，像秋天的麦秆，脸色也是黄的，胳膊细得风一吹就能折断，那件育婴堂配发的白布罩裙，套在她身上就像是一只被风鼓满的风筝。

她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缩在角落里发呆，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个哑巴，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开口。

婉仪就这样一直沉默着长大，直到那天，嬷嬷把她领到唱诗班，对我说这个孩子和你一样，都有一副天使的嗓子。

我并没有太过在意，还觉得嬷嬷真是大惊小怪，什么事情都要挂上天使和上帝。

可等到婉仪开口的那一刻，我真的感觉整个教堂里的所有壁画都活了过来，他们正在用柔和的目光注视着婉仪。一个瘦弱的黄毛小丫头，竟然像高高在上的天使那样绽放着光芒。

那天，我也流下了眼泪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流泪，也许是因为那歌声突然给我心中带来了一些从未出现过的东西。

很多年后我明白了，那种感觉叫温暖。

我和婉仪成了整个唱诗班的领唱。虽然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，在唱歌时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，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讲过一句话。

这其中有两个原因，一是因为婉仪本就是个沉默的孩子，二是因为我们其实都很少跟同在育婴堂的孩子讲话，也不会和他们成为朋友，宁可在外面去找自己投脾气的玩伴。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这个孩子就会像那些消失的孩子一样，得一场重病然后就永远地消失了。有了感情，就会伤心，心里没有这个人，他不在的时候，也会轻松一点。所以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去我们的宿舍，只能看到一双双黑洞洞的眼睛，听不到任何声音。

我第一次听到婉仪除了唱歌之外开口，是在一张病床上。

那一年的冬天，我生了很重的肺病，刚开始是咳嗽，后来咳到肋骨开始剧痛，紧接着就发起了高烧。

为了不把病传染给其他孩子，嬷嬷们把我单独安排在了一个房间。那种煎熬真是像在地狱里一样，身上时冷时热，神志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。按照当时的先例来看，一旦得了这种病，死亡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。

我并不怕死，因为这些事情我已经见惯了，我只是怕一个人面对它……我在意识模糊中不断地叫着，喊着，想要把人们都叫过来。

可是没有人理我，那个房间就像是一座孤岛，四面都是无尽的海水，只有我一个人被困在里面。

直到某一次醒来时，我忽然听到了身边有人在低声啜泣，一边哭一边不断祈祷着。“我们在上天的父，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，免除他的债，救他脱离凶险。我们在上天的父，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，免除他的债，救他脱离凶险。我们在上天的父，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……”

我挣扎着想要睁开眼睛，视线却十分模糊，我只看到清冷的月光里，一个瘦弱的身影跪在我的床边，双手紧紧地握着，她的头发像麦秆一样枯黄。

“我们在上天的父，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，免除他的债，救他脱离凶险……”我听着她不断地祷告，双眼渐渐地又被疲惫席卷，终于睡了过去。那是我几天来睡得最好的一晚，香甜得像是个在母亲腹中沉睡的胎儿。等到我醒来时，她已经不在了，而我的烧竟然也奇迹般地退了。有的时候，人还是该相信奇迹的。

等到我终于康复的那天，我打开那扇门走了出去，在走廊上看到了一个瘦弱的影子——后来我才知道，婉仪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，终于等到我出门的那一刻，却又胆怯了，慌乱得想要跑开。我没有给她逃跑的机会，抓住了她的肩膀，拥抱了她。她突然像个普通的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，紧紧拥抱着我，很久都没有放开手。很多年过去婉仪也没有解释过那天为什么要哭，我也没有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要拥抱她。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——我们都是孤独的孩子，在那些不断重复的歌声里，我们早就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了。

从那天起，我们像是朋友，又像是一对兄妹。可我始终都在担忧，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。即便我们能幸运地活到成年，又能有什么出路呢？育婴堂里的孩子们，最好的出路就是被人领养。这世界上永远都有抛弃自己儿女的父母，也永远都有想要生儿育女却不得的夫妻。如果被有钱人家领走，说不定从此就能一步登天，改变自己的命运；但如果被不好的人家领走，说不定活得要比在这里更凄惨。其实那些年里，我们各自也都有过被领养的机会。但我和婉仪约好，如果有人想要收养我们，就必须把我们两个一起带走，不能留下另一个人，所以很多机会都被我们拒绝了。直到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，错过了被收养的黄金年龄。

后来有一天，教堂里举办了一场慈善祷告，应邀来参加的都是北京城的社交名媛们，我们两个作为唱诗班的领唱，也表演了拿手的曲目。祷告结束之后，嬷嬷突然把我们两个都叫到她的房间里。我们还不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事情，只知道一切都听从嬷嬷的安排。当我们走进那间房间时才发现，里面坐的不只是嬷嬷，还有一位非常漂亮的贵族小姐。她当时不到三十岁，却没有梳着贵妇的发髻，仿佛依然还是独身。在当时的中国社会，一个即将三十岁的女人还没有结婚生子，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。我还记得那天她并没有穿旗袍，而是穿着一件紫罗兰色的洋装，戴着齐肘的蕾丝边手套，头上是一顶同样紫色的宽檐纱帽，像是个留过洋、念过西洋文学的女博士。

“孩子们，你们好。”

她很美，几乎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女性，眼神很温柔，声音也很好听，说话也是慢慢的。